gorfee的纯文本

新家弄得差不多了，和老婆一边计算着存折上的数字一边构筑自己的feel，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传两张相先。

深圳二三事


两个星期前，和老婆去深圳。在科学馆出地铁，站在扶梯上的我就觉着一只手沿着我的肋骨伸向了我的斜肩背包，果然，那只手在我目光扫到之后立即离开了，回头望去，一张圆脸，左右张望。
我把已经被半拉开的背包拉链拉好，本来这事就应该完了，怪我多嘴，冷不丁冲着后面那个人说了一句东北话：“你胆儿挺肥呀！”
“啊呀，老乡啊，真不好意思，哥们，我要知道你是老乡我肯定不会这样，不好意思啊，实在抱歉。”出站时他向我招手，一脸的愧疚，我也向他招手，如果不是有事，我很想拉他找个地方喝两杯，千里迢迢而来，何至于此？
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行窃是件光明正大的事，但如果被老乡撞见，就好象藏起来的不及格成绩单被母亲发现一样，无地自容。


在 少年宫出地铁，去深圳书城，结果一本书没买，因为当当更便宜。少年宫地铁站门口有一对老年夫妻，卖艺乞讨，老头拉二胡，老伴儿收钱。老婆给了2块钱，转身 离开之际，我觉得那音乐怎么那么耳熟，走出十步，当老头拉到“英特奈雄奈尔（international）一定要实现”的时候，我记起了，那是欧仁·鲍迪 埃的《国际歌》。

在一个以共产主义为官方理想的国度里，耄耋老人却只能靠拉响《国际歌》来乞讨饭食，不知是一种暗示，还是种讽刺。

几 个月以前，同样是在深圳，社里的发行在深南大道一个很平的海鲜酒家里请关系单位吃饭，我跟着去蹭酒喝，最后把南风窗那个发行给喝吐了，他说他之前是个美 编，也曾背包游过新疆，后来就活活地被派来干这陪酒的活儿，吃完，我搀着他出来，在行道树下呕吐，旁边露天桌位上，装扮体面的孩子在为一对情侣献歌，只为 得几个小费，我搀着他，摇摇晃晃地走在熙攘的街上，耳边回荡着夹杂着入声字的语言，橘红色的灯光在眼角处拉长。


信笺抄

GORFEE：
清晨，日出，湖北，火车停靠，深浅蓝与呼喊都与你相称，被淹没，被灌入过多的水，犹如信息过载，不管是否真的需要，毕竟是一种生存方式。

I'm writing you the 3rd postcard.A train trip and music is also a perfect match,have a break,bro,life's more than that.

from lola, 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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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奥运会开幕式，我的感觉是，我更爱古老的中国，而非现代的中国，但是那些充满魅力的古老文化元素却又恰恰是通过现代的技术去呈现的，可除了技术之外，别无他物。

看完开幕式两天后，看见上网在热炒NBC版本的开幕式，可是关于NBC，我却得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

正方：来自民间网络，说NBC剪辑版本的开幕式明显好过CCTV版本，删去了那些领导人扇扇子、挖鼻孔的画面不整洁的部分，过度非常好，还加上了对姚明的访问，删去了不精彩的京剧部分，又添加了对中国文化的解说，总之是胜过了CCTV的版本很多分，美国对镜头的成熟应用再次给我们上了一课。
（我去NBC网站了，想下载那段开幕式的HD视频，结果被告知我的电脑硬件似乎是差了点，内存不够，只好作罢）

反方：来自中国官方媒体，说拥有美国独家转播权的NBC把奥运会开幕式整整拖后了12个小时，从美国时间的早晨一直拖到了晚上，把很多大清早爬起来看开幕式的人都给气疯了，还从纽约时报的网友回帖中选了一段某美国网民被气疯的话，可谓是有理有据，义正词严。

两个版本说的似乎都对，而且我知道仅仅关于开幕式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版本，世界越来越，我造了一个词，milti-version，多版本化，身为蝼蚁小民的我们都不知道该听从哪一个，记得有位西班牙女作家说，既然所谓的客观真实越来越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所谓的客观真实其实不过是某种程度上的主观真实，那么，我为什么要相信别人的主管真实，而不是相信我自己的臆想？

多版本的世界，没有谁是英雄，也没有谁是笨蛋，但我们总得去找寻一个值得我们舍身投靠的谎言，或者叫信念，比如，共产主义，还是利益最大化？


多版本的世界，俄罗斯的坦克车开进了格鲁吉亚，美国女排教×练的老丈人在鼓×楼被中国老爷们给刺杀，这些事情又会有几个版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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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佳者，京师皇城根人也。少文静，好读书，其父赞曰：吾儿好读书，懂事明理。及少长，父母离异，佳闷闷不乐，性情日见孤僻，无业谋生，乃终日游走网络江湖。
  和谐年，佳游玩至海上松江府，力乏，租车代步。不意有捕快欲凑捕盗指标，竟诬以盗车，捕而罚之。佳以清白自许，至公堂不跪，昂昂然而辩之。然捕快衙役不听 其辩，拘之辱之，并施杀威棒一百。佳忿极，乃择七月一日吾朝吉日，于衙门外燃火，乘乱突入禁中，拔刀砍杀，如入无人之境，当场斫翻十余人，计六死四伤。力 竭受缚，犹目炯炯不惧，曰：怨气荡然，死无憾矣。
  事发，朝野震惊。小民皆窃窃私议，官府且不自保，焉能护吾等乎？
  初，佳一路杀入，遇女官人则不犯。野史曰，此为念母抚育恩之故。谬也。盖佳于公堂受辱并领杀威棒时，有女官人劝众衙役莫如此，虽劝而不止，然佳心存感激焉，故不犯。
  太史公曰：性刚烈如杨佳者，不惧死而惧受辱，一朝受辱，必流血百步，伏尸数人。捕快衙役如遇此辈，宜诱导之而不可威逼之。又曰：所谓和谐，在政通人和，劝恶从善，化戟为犁。至若诬人为盗，逼民造反，欲谋和谐，无异缘木求鱼也。（转自北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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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对祖国的爱会造就英雄，对真理的爱会造就智者和人类的恩人。对祖国的爱会分裂各民族，引起民族仇恨，并会马上给大地披上丧服；对真理的爱会传播知识的光芒，创造出精神的享受，并使人们接近上帝。通向天国的道路所经过的不是祖国，而是真理。” ——恰达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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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标题只是为了吸引更多的眼球，或者说我并不是想挺她，只是觉得莎朗斯通这事，挺没谱的。
is that karma?when you are not nice that bad things happen to you?这是莎朗斯通的原话，再看看被骂的狗血淋头的朱学勤的原话：
512，四月初八，佛诞日，这就是天谴吗？为何要降临在无辜者的头上；这不是天谴吗、为何在佛诞日兴此大灾？

其实，莎朗斯通和朱学勤都是同一个毛病，喜欢在众志成城的关键时刻，展开自己的自由联想，说一些与主旋律格格不入的话，然后挨骂。

无论如何，两个人其实都无恶意，包括莎朗斯通在内，她不过是想为达赖出口气（尽管在我们看来达赖是个披着羊皮的喇嘛）而已，而朱学勤，不过就是在大灾来临之时，表现了一点知识分子那种呼天抢地和惊慌失措而已。

但看客们说，天谴这个字眼太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了。的确，太伤害了，但是有劣质教学楼伤害的重吗，有扎堆修水库导致地质问题重吗，有救灾时各个机构互相扯皮伤害重吗，等等等等。

面对大灾，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沉重的，口不择言也是正常的，关键是，哪怕是你在集体默哀时联想起了昨天梦里的美妙而嘴角稍稍上翘，都会被媒体拍摄下来，当成是没有人性的佐证。

莎朗斯通，不过是个网络时代（信息传播过于迅速，信息缺少分类）的“祥林嫂”而已，某种社会状态，害了她。

中国网民的心态就是，不许联想，否则，众志成城的城墙塌下来，绝对不比劣质教学楼的杀伤力差。

于是乎，我们渐渐成了“沉默的螺旋”，莎朗斯通错就错在，上帝分配给了她做裸体的沉默女螺旋的使命，结果她偏偏想抛头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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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MSN上挂满了血红血红的鸡心肉串，后面还跟着一排china，我把签名改成“MSN唱起红灯记，时光倒流三十年”。
藏独分子的确可气，这是人尽皆知的，花300欧元雇人抢火炬，这种无赖式的、对于他们的政治梦想实现毫无实际作用的方式，亏他们想得出来，也就是他们想得出来，估计是紫外线中毒的结果。
但是，我们，如果也像某些人煽动的那样，去抵制家乐福，抵制法国货，那我们可就是愚蠢了，我们可就是沆瀣一气了，可就是狗咬狗一嘴毛了。家乐福里的中国货、中国员工会受伤这是最基本的常识，而且这种抵制也毫无意义，没准就中了国内超市业同行借此机会恶性竞争的诡计了。
说路易·威登赞助藏独，完全有可能，就法国人那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劲，别说赞助藏独，如果布列塔尼地区或是巴黎大区要闹独立，估计也会有法国资本家赞助，这不新鲜，这个国家最热爱的就是革命、游行、对峙、扔石头块和燃烧瓶，一听见这个，法国人后脑勺都乐，这有什么可稀奇的。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国外很多环保主义、动物保护主义者也会扒光了衣服躺在时装集团总部的门前示威，但是回家了照样得喝牛奶，你把一动物当成生产饮料的产奶机器，你这就对吗？人活着，就得杀生，就得侵略，就得霸占资源，没有谁是干净的。
古时西域的大乘佛家其实也吃肉，叫三禁肉，就是“不闻其为我杀者，不见其为我杀者，不知其为我杀者”，说白了，只要你能找到理由，说这肉不是特意为你杀的，就可以吃，听起来似乎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但是饿急了，谁管得了那么多呢？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谓的道德真空境界，也没有绝对的是与非。
回到抵制法国的事情上来，我们不能从中得到任何益处。网上一条笑话，说家乐福总部用一条妙计来对付中国人的抵制：大减价。呵呵，老百姓所要求的和政治家所要求的永远相差万里，政治与百姓的距离其实很远，包括奥运会也是。那些亲手建立鸟巢和水立方的农民工说过，我不会去看奥运会，有钱也不会。有那个时间，不如去盖房子赚钱了。包括我个人，都深深地怀疑，我们为什么非要开一次运动会不可，还不让别人说三道四。
今天纽约时报的头条，布什和五角大楼是怎样通过军事分析家来操纵媒体甚至舆论导向，最终欺骗大众的。就是纽约时报，也只有纽约时报，在全世界都在热血沸腾地盯着火炬会不会被抢走的时候，纽约时报冷静地述说，其实，集体组织（包括国家、财团、跨国公司等等）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个体开始巨大的欺骗阴谋的开始。
超市老板们不断加大购物车的尺码，为了诱惑你买更多的东西；房地产商装扮出更多的热销场面，为了骗你买楼；大款们牵着的二奶们不断在时装或钻石柜台前表现出更多的忸怩，来掏空他们的腰包，然后大款们在想办法去掏空银行贷款，去掏空消费者。生产，消费，所有人都像奶牛一样，尽快地吃尽量多的草，挤出尽量多的奶，周而复始，直至死亡。
所以，干嘛要抵制呢，抵制者，就是对政治测谎游戏还没失去信心的人，或者是想借此机会参与政治游戏的人。抵制者，就是属于“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的人，但是，作为老百姓，我们应该做“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的人，火炬，家乐福，抵制，藏独，我怎么没看到，因为，他们和我，没有任何关系。顺便说一句，家乐福的法棍和香肠还是很好吃的，抵制了，去哪买？老百姓就这么点乐趣，毕竟，不是所有人能会去看奥运会，所以，也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去抵制。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抵制给自己带不来任何益处，甚至会使消费成本上升，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你会去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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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下班的时候，翻《三联》，看到了格拉斯《剥洋葱》的书评。
199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在自己生命的暮年对外宣布，自己曾经做过党卫军。这段被掩埋了近60年之久的秘密终于在一个非常保险的时刻供之于众了，而此刻，对于他来说，就算他曾经当作希特勒，也无关紧要了，他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纳粹背景并不会影响到他的写作生涯和作品销量，人们也不会对一个老头子施加什么“审判”，总之，他很聪明。
因为在回忆录《剥洋葱》中，他几乎没有进行什么忏悔，而是忠实地记录下了青春岁月里的喧哗与躁动，他并没有像陈凯歌讲的那样“站起来说我控诉”，也没说“我忏悔”，过去了就过去了，在事后追悔莫及，抱怨“社会害了我，舆论害了我，希特勒害了我”，那显然更为虚假。
这就涉及到几个问题，让我很好奇。
第一，西方社会，档案保存制度非常好，所以我们能在法国的档案馆里找到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时的洗衣票。美国专门有个小组（我怀疑是犹太人花钱雇佣的），通过翻阅那些躺在各国图书馆里的陈年档案，甚至可以运用对照笔迹的方法，揪出隐藏在世界角落里的纳粹分子。
而格拉斯，这个德国文坛的首要人物，诺贝尔奖得主，一直以来怎么会没有人注意到他曾经的纳粹身份？格拉斯还在战俘营待了三年，这个印记太明显了。格拉斯说生活就像剥洋葱，剥到最后，什么都没有，除了泪流满面。但那恐怕是德国人的方式，在中国，一个功成名就的作家想隐藏自己的历史身份？除非你借尸还魂。
还有就是，格拉斯这种“死不改悔”的性格我很欣赏，但是，突然想起，国人对于日本人的“追究情节”，日本人必须为二战时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道歉，一定吗？日本人深受耻文化的影响，道歉比掉脑袋还难受。追究道歉究竟有何意义呢？
没有任何一本记载屠戮的历史书可以避免下一次屠戮的发生，比如，就在美国参议员要求日本就“慰安妇”问题道歉的同时，美国大兵又在冲绳强奸了日本少女；帕慕克因为说土耳其屠杀了百万亚美尼亚人而锒铛入狱，西方高兴地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给帕慕克，可是就在颁奖的同一时刻，美国的飞机已经在亚洲某处狂轰滥炸，屠戮平民。
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不过别忘了，叙事方式（就是找借口和话语权）也在螺旋式上升，事实与雄辩谁能战胜谁，就看哪个上升得快些了。
历史的发展，不过就是一种既成事实，what done is done，没有什么是对的，也没什么是错的，杀了就杀了，反正不能复生，聪明的人站出来道个歉，但并不妨碍下次继续杀，更有甚者，道歉同时，就在杀。
历史与社会从来不按照道德的标准来演进，而所谓道德，也只是一部分人用来使另一部分人对自己服服帖帖的谎话而已。所以，如果道歉有用，还要警察做乜？
 
忽然想起列侬的歌词，
God is a concept
By which we measure
Our pain
I'll say it again
God is a concept
By which we measure
Our pain
I don't believe in magic
I don't believe in I-ching
I don't believe in Bible
I don't believe in tarot
I don't believe in Hitler
I don't believe in Jesus
I don't believe in Kennedy
I don't believe in Buddha
I don't believe in Mantra
I don't believe in Gita
I don't believe in Yoga
I don't believe in kings
I don't believe in Elvis
I don't believe in Zimmerman
I don't believe in Beatles
I just believe in me
Yoko and me
And that's reality

The dream is over
What can I say?
The dream is over
Yesterday
I was the Dreamweaver
But now I'm reborn
I was the Walrus
But now I'm John
And so dear friends
You'll just have to carry on
The dream is over
既然人类的梦想都结束了，哥们，你就跟着感觉走吧。如果走错了，没办法，history taught m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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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去美术馆看了吕楠的摄影展，三个部分《被遗忘的人——精神病人》，《在路上——中国天主教》，《四季——藏民的生活》。
南都的视觉周刊选了《四季》中部分照片登在报纸上，加了串词，美其名与幸福指数，认为藏民祖孙两代淳朴的依偎和笑容就是幸福指数爆棚了。明显的一面之词。艺术的宗旨绝不是赞美，而是摧毁。
精神病人和天主教的系列是我所钟爱的。精神病人打扑克，输了头顶枕头，他们并没有因为他们是精神病人而破坏游戏规则，或者说，他们发病时想去摧毁的，只是那些操蛋的规则。精神病人会相互照顾，给不能自理的病友洗澡，打乒乓球。很难讲他们是不是真的有病，今天站在书店又翻了一遍福柯的《癫狂与文明》，用福柯的看法来说，所谓精神病，不过是一类人把他人定义为精神病人来证明自己的清醒和正常。中世纪以前精神病人是无需禁锢的，在很多部落，这种人甚至被认为是通灵的（上帝没有赋予他健康的大脑，一定给了他别的功能，以显示公平），他们可以预言先知。
然后后来的精神病院被发明了，我猜想原因是因为人的劳动强度和社会义务增加了，无法照顾病人，或者认为病人的扰乱和摧毁威胁到了财产私有和努力增加GDP，于是，精神病人被精神病院托管了。
我突然想起了一段录像，关于身在北京第三福利院的食指，和他的《相信未来》，他只能相信未来，因为自从被诊断为精神病，他这辈子就毁了，食堂打饭的才不管你会不会写诗。
在天主教系列的照片中，很多信徒家的墙上并排挂着毛泽东和耶稣。在文革十年的禁止之后，宗教再次复兴，我想起我在沈阳天主教堂听晚祷的情景，周围都是佝偻的白发老婆婆。人们倒向基督，因为发现现实中的领袖并没有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而今天那些傻×把许三多这个编剧凑出来的虚构人物选为年度感动人物，也恰恰说明了他们对现实的绝望。现实越操蛋，理想就越光辉万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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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写空间了，每天在不停地看、不停地想、不停地写，一切开始步入正轨，终于可以稍微松一口气了。
给在古巴的sanchez写邮件，问她对卡斯特罗step down的看法，没有回音，也许她不喜欢这个话题，或者说，是，某些人不喜欢这个话题。是不是应该在信的末尾加上句“viva fidel",卡斯特罗万岁？
和老婆逛街，买了本安妮·普鲁的《船讯》，回来的一路上却始终想着《观察家报》写克里斯蒂安·白兰度（马龙·白兰度之子）的那一段：“亚洲的谚语说，两头大象恶斗，受伤最深的是草坪，克里斯蒂安，就是那块草坪。”
还有我要买单反，看好了型号，就差钱没到位了。
和老婆逛宜家，我决定买三组的白框书柜，一进门就可以看到满墙的书，这是我毕生的梦想。喜欢藏匿于白纸黑字的游戏之间无法自拔的人，是否也是一种逃避性人格呢？不管它了。
看到了一些对于孙中山的很新的看法，说没有听取司法结果就誓师讨袁，孙中山自己践踏了他亲手建立的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历史课本中的陈炯民是个叛乱的军阀，但实际上他法科出身，他倾向于搞联省自治，而孙中山偏要动用武力解放全中国，孙中山的排挤最终导致了陈炯民的病变，谁之过？还有，在对待末代皇帝溥仪的问题上，民国本已经同清政府签署了《皇室优待协定》，却又背信弃义地单方面撕毁协定，逼迫小朝廷搬离紫禁城，堂堂的民国政府如此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如果不是鹿钟麟把溥仪赶出紫禁城，那么溥仪就不会搬到天津，也不会被土肥原贤二装进汽车后备箱运到大沽口，送到旅顺、长春，也不会有满洲国，给外人以可乘之机。
所以，所谓的革命者，其实有时挺操蛋的。可是突然想起来，今年是五月风暴40周年，三联生活周刊刚做了萨特，南都地球周刊也写了个《再见波伏娃》，刚才在购书中心五楼红枫叶听见两个女生问：“有《第二性》么？”回答是卖完了。那个被萨特亲切地称作海狸、通过男生站着撒尿来判定男性优越心态的、皮肤似乎很粗糙的女人，注定再次成为焦点。
格里耶倒是走得悄无声息，在当当订了《重现的镜子》那本格里耶选集，至今未到，可能去吐鲁番新华书店配货了。
发现了读者文摘中文版《普知》创刊号上的一处文言文错误，于是我成了4月的“每月读者”，照片等上杂志，被全国人民偷窥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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